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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本土文化研究的重要收获

发表时间:2021-10-17 05:36:31 来源:天博平台网址 作者:天博综合app下载

  廖虹雷的经历,似与沈从文相似,先是从事文学创作,然后转行进行深圳民俗文化研究。作为一名深圳早期作家,廖虹雷发表过一些小说、散文等作品,成为深圳作家群中的骨干;之后又满怀浓厚乡土情结,矢志于深圳本土文化研究,并收获了更为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在他的中老年阶段,他走遍了深圳许许多多的山村、水乡、渔港、街道和社区,访古围、看祠堂、翻族谱、勘墓碑,了解村史变迁、姓氏渊源和风俗变化,在进行大量田野考察的基础上,成功挖掘和申报客家凉帽、麒麟舞、大鹏清醮习俗等多个非遗项目,撰写了500多篇200万字的民俗文章和论文,发表在全国、省、市报刊上,结集出版了《深圳民俗寻踪》《深圳民间熟语》(海天出版社出版)等多部专著,分别获得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和广东省民间文艺著作奖以及深圳市非遗保护工作先进个人奖,说他是地域文化研究专家,毫不夸张。有学者将廖虹雷民俗作品概括为三个特点。第一,在民俗题材的把握上,既关注深圳大型民俗文化活动或文化空间,也关注细微的深圳城乡民众日常生活风俗习惯。而民间日常习俗乃是民俗文化真正根基所在。第二,在表现方法上,他既运用文学散文叙事笔法,对深圳民俗生活加以朴实描述,又在介绍和解读深圳大型民俗文化艺术活动时运用学术论文的见证和考证方法,以确凿的文献典籍资料和亲身调查的材料为证据展开论述和说明。散文描述和科学论述穿插使用,交相呼应,引人入胜。第三,在民俗内涵的解读上,既有作者从自观角度叙述的独到的民俗文化体验,把作者自身的民俗情结融入深圳民俗文化生活之中,又能从调查研究者的他观角度进行考察,得出客观的论证,对深圳民俗给予客观的评价。

  从本质上来说,深圳生态民俗文化是儒家“天人合一”观在特定地理环境中的继承与发展,并与特区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形成良性互动。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而言,包括深圳生态民俗文化在内的土著文化具有自身独特的价值,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持力量。保护和发扬土著文化最关键的是要坚持文化多元化的方针,坚决抵制文化霸权主义。从整体上考察,廖虹雷民俗作品具有史料性、实用性、文学性和可读性,无疑是民俗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从某种程度上说,读者就是通过廖虹雷民俗作品了解了深圳,有的艺术家也是根据他的作品生发灵感,创作出了带有浓郁地方特色民俗文化色彩的优秀文艺作品。

  有感于“深圳没有历史”的谬说,廖虹雷迈开双脚,带着纸笔和相机,曾经走遍宝安19个公社、2个镇,190多个大队,对深圳农村、沙田、海湾、海岛和蚝场记录留影、爬梳整理。他寻访古村、采风问俗,看祠堂、翻族谱、勘墓碑,查资料,了解村史变迁、姓氏渊源和风俗变化。山村的炊烟、渔船的帆影、蚝民的笑声及街头巷尾的民间音乐,点点滴滴地浮现在他的眼前。那些平凡而有趣的故事、欢乐而动听的渔歌山歌、美味的客家和广府饮食,瞬间激活了作者的思想情感和记录冲动。在田野考察和阅读大量史料的基础上,作者精辟地概括出深圳“三个一千年”、“三个第一枪”、“三个名门望族”、“两个古城”、“两大民系”、“两个古港”、“一座宋帝陵”、“一座赤湾庙”、“一条中英街”……廖虹雷民俗作品还推动了学术界对深圳民间文化包括本地方言的研究。他的作品语境启迪人们在语言资源、语言行为和语言意识等层面去深化语言民俗的研究,对承载和发展一方文化,具有积极意义。廖虹雷这两部共60多万字的民俗作品,充满前人的生活智慧、人生哲理、生命哲学,给读者以感悟、启迪和激励;也让人读出了一个地域、一个族群、一部历史。

  廖虹雷的《深圳民俗寻踪》《深圳民间熟语》等专著,彰显了一种难能可贵的文化自觉精神。何谓文化自觉?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文化自觉”这四个字表达了当前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应,是世界各地多种文化接触中引起人类心态的迫切要求。人类发展到现在已开始要知道我们各民族的文化是哪里来的?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20世纪前半叶中国思想的主流一直是围绕着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而发展的,以各种方式出现的有关中西文化的长期争论,归根结底是这样一个问题,即在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下,现代中国人究竟能否继续保持原有的文化认同?还是必须认同西方文化?上两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生都被困在有关中西文化的争论之中,包括梁漱溟、陈寅恪、钱穆先生都在其中。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中,步履维艰。怎样才能使中国文化的发展摆脱困境,适应于时代潮流,中国知识分子上下求索,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主张,以探求中国文化的道路。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开始有所反思,要搞清中国文化的特点是不可能割断历史的,因此,港台知识界上世纪60年代提出了如何在“传统”和“现代化”之间找到接榫之处的问题。在费孝通看来,文化不仅仅是“除旧开新”,更应该是“推陈出新”或“温故知新”。“现代化”一方面突破了“传统”,另一方面也同时庚续并更新了“传统”。在此意义上,廖虹雷的《深圳民俗寻踪》《深圳民间熟语》,以及他的《深圳民间节俗》等多部深圳民俗文化专著的推出,就有了更为明晰的方向性意义和“文化自觉”的价值。可以说,他至少是做了开拓性的工作。我想,这些著作必将以其不可或缺的历史文化遗产价值而被保留在地方史册中,这也就是我们今天阅读和研讨它们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所在。